旧日子的幸福：九十年代法学的一些往事
编者按
作者：猛萌妈妈，上世纪90年代中读大学，研究生跨世纪，博士毕业后任教于华南某双一流高校法学院至今。感谢授权推送，若您阅后有所收获，欢迎转载并关注『雅理不读书』。
一、夏日终曲
猛萌妈妈
夏日假期，悠长但不闲适，心里总悬着各种事儿。不过，比平时还是轻松些。人一放松难免会胡思乱想，常常会想起了九十年代到零零年代本科和硕士阶段的一些老师和朋友。
那时候校园氛围还挺好的，就是歌里唱的白衣飘飘的年代。
当学生就是当学生，没有绩点，没有保研，也不用实习刷履历。市场经济刚刚拉开帷幕，它的魔法还没有登场。大家都不懂它，更没有意识学习如何为它服务——想钱也没地方挣，何况大部分人还真不知道钱有多重要。我们学校，收费800元，招生多，直接决定了无论是城里来的，镇上来的，乡下来的，普遍都穷，家里下岗的下岗，交农业费的交农业费。所以，众生平等，呆头呆脑。
《蓝色大门》
于是，校园里的人要么看录像，舞会，篮球、台球等各种玩，要么谈恋爱，要么当好学生埋头学习，要么当好学生干部兢兢业业，要么既不知所以又很羡慕地围观人家搞学术——比如我们去围观过薛军老师和他女友下棋，要么和宿舍同学饭后散步去校门口分吃五毛钱的臭豆腐，要么去学校后面水塘钓小龙虾……反正大家都挺不靠谱，挺没纪律的。至于自我规训，那是绝对没有的。学校菜场书店里没有那么多How To的书教你学做人，Stay hungry，stay foolish，也没有那些你永远都不会看的课在招手说来买我吧。只有菜场书店老板侃侃而谈，教育我们买谁的书。他本来是在学校菜场卖菜，后来转行卖书，也是中南的一段佳话。
《脸红的夏日》
那时候读书氛围也好，自由开放，学科分工不明显，读书的目的性也不强。
似乎是2000年，一哥们儿拿着李猛老师的《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冲进我宿舍，说这是中国九十年代最好的论文。这位也是我本科同班同学，毕业后一边打工一边写诗一边读哲学一边学数学。每个周末从一个小城跑武汉找哲学系博士聊天，似乎不吃不喝不睡。更早的1998年，他拿着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激动地说，这个人很厉害，你知道隐微写作吗？“向所有的人隐藏自己，只让那个想看到的人看到”。当时我们班的同学，谁都会听他讲讲，虽然大家都听不懂，但很宽容。我们班另一位同学，大概觉得我很有潜质，很好心地借我张乃根老师的《西方法哲学史纲》，说：看看吧，写得很好，别乱划就行了。我看了也看不懂，大家依然虚假地讨论了一番什么是猪的城邦。
进入读硕士阶段，老师基本上放养，众师门和乐融融，没几个人争当teacher's pet。回头看，确实是形势比人强，才会山高水长，未来可期。但当时同学的心态也都很稳定。焦虑？社恐？宅？精致利己？这些怪毛病都不存在。为了对自己有交代，也都挺努力的。师兄舍友是化学系的，同一个宿舍难免受到影响，结果读了苏力之后，他就转行考去北大法学院了。硕士班里有位刑法专业的同学，年纪比我们大五六岁，之前在同济当外科医生，直接辞职来读研了。在一教的小教室里，这位超帅的老哥将大长腿摆教室桌子上，拿着一本《北大法律评论》，翻开郑戈老师的论文《法律是一门科学吗》说：看看，人家都在研究什么。讲台上的老师听着咪咪笑又有点紧张。
《女友的男友》
那时候学术氛围也挺好，都是以学习知识为出发点。
1998年，宿舍里有位同学准备考北大宪法研究生，给魏振瀛老师写信，很快得到了老先生亲笔回信，鼓励、支持并列出了专业课的书单。其实当时她也不知道老先生是谁，就是照着宪法教材的作者来写信。收到信的当日大家还集体感动了一阵子。当然，这封信并没有领着收件人考上北大法学院。她毕业后回家乡，2001年结婚了。当时我们宿舍其余七人带着无比愤怒、想阻止她继续结婚的心情杀到山东参加了婚礼。在现场我们觉得一切都糟透了，婚礼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结果到了最后大家的婚礼都是这样的——新娘化着大浓妆，一群人乱糟糟的。当然后来我跟萌爸结婚也没有得到宿舍最好朋友的祝福，“作为你的朋友，我无法理解你的选择”。哎，我们九十年代的年轻人就是这么爱judge别人。
记得我的导师开会会直接批评沈宗灵先生说的不对。当时法理学讨论的是“法治与法制”，“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等和时代关系密切，和法学本身又有点远的大问题。张文显老师的《西方法哲学范畴》，写得好看，解决了一些和实务相关的基础问题，是很多同龄人的启蒙读物。徐国栋老师曾高度评价他引入的法的要素，这是徐老师《论民法的基本原则——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的一个重要理论。96、97年苏力老师出来了。我记得他第一次去中南讲座，没来多少人。96年《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出版后，势利的我们就坐满大教室，甚至坐在窗户上表示热情了。当时，看到晓力老师著名序言——什么是你的贡献？好多人都懵了，同时也在问自己：法理学竟然还可以这么做？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总的来说，那个年代里学术圈基本是个无利可图的世界。老师们顶多骑着单车去给夜校上课，补贴家用。反正大家都穷，学校也不催，不用做项目，文章慢慢写，peers pressure也不算大，同行评审也常常见到严肃的学术批评和讨论。
到现在依然有一批继续沿着九十年代轨迹前行的学者，他们仍然像过去那样学术好，为人好，生活简单，家庭幸福，关心国家发展和社会大局。但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是一群非常“丧”的人。这个“丧”有特定的含义，就是单纯的教书读书写作，不鸡血，很纯粹的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不搞无效社交。这是再也正常不过的读书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为什么现在成了“丧”呢？因为在新时代，对刚从从业的新人甚至旧人，完全按照这种极简的方式从业，还真活不下去。鸡血竞争固然伤他人，伤自己，但是还是要竞争，要走出去营业。用一位好友的话说，“对自己有交代不容易，现在才深刻感受到做出真学术，真的是各种机缘巧合，机会和境遇的产物。”
《编辑部的故事》
我喜欢新裤子这支开始于九十年代的乐队，还有九十年代到零零年代的一些影视作品，比如《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家有儿女》。它们和我加上滤镜的回忆很像：一群有点理想的人，只对自己有交代；在玩玩闹闹的同时，也做出了一些远远称不上永恒但是有意思的事情。到了现在，大家操心的事情太多，要有所交代的人太多了，为了所谓优质生活，普遍都用力太猛了，不好玩了。
二、中年写作的可能性
客观的说，新裤子乐队是一支很清醒，自省的乐队。访谈人问大张伟和他们之间的差别，主唱彭磊说，“我觉得我们玩摇滚应该更开心，他在综艺里面，表面上开心得不得了，但实际上挺无聊的，因为你能感觉到，他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脑袋里一团浆糊在转，他脑子特别好，但也是一团浆糊在转转转，完全被生活在综艺里面了，但我们不会陷入这个东西，那太可怕了。”访谈人请他们推荐国内的乐队，他们推荐了一支很新的乐队，理由是这支乐队在尝试新的都市音乐形式，时尚——他们认为音乐要向前看，我们已经无法重复家、故乡、麦地这类场景了；最重要的理由是，这支乐队不为大众情绪写歌。然而，新裤子乐队为大众所接纳就是他们2016年以后转向本土摇滚，本土摇滚恰恰就是为大众情绪写作。对此，彭磊自我批评：“本土摇滚只有情绪在里面，没有更高级的呈现给大家，只把苦难呈现给大家。这个不好。这属于非常消极的一面。我们希望做更好的音乐。”
这种感伤的、抒情的作品被欧阳江河称为青春期写作。回头想想我个人的学习经历，也是类似特点。对知识的渴望被情绪、抒情甚至某种虚荣主导了，以至于没有能力知道自己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更没有能力注意乌托邦时代已经结束，接下来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分工的专业社会。由于没有接受系统专业的学术训练，学术没有什么专业性，各方面不成熟，导致后面做学术非常困难。后来跟学生们交流，我常说非常惭愧，专业才是安身立命之本。同样，由于无论是个人情绪的抒情写作，还是官方的抒情写作，都让法理学不太具备回应社会的能力，所以，许多作品对当前是失效的，几乎成为隔世之作。这样，才有了后来的更为专业的法律方法以及社科法学。
《菊次郎的夏天》
据说，当人最终变成了那个自己在青春期最讨厌的人，他就进入中年了。我不认为是这样的。除了逃跑、虚无、站台、茅台、圈子……中年人以及中年写作应该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诗人欧阳江河在讲1989年以后中国诗歌写作转向的时候说，“青年时代我们面对的是有或无这个本体论的问题，我们爱是因为我们从未爱过，我们所思想、所信仰和所追求的无一不是从未有过的。但中年所面对的问题已换成了多或少、轻或重这样的表示量和程度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在法学中存在“中年”写作的话，这个“中年”也许是这样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摆脱次要问题的纠缠，专注写作自身；面对城市和工业社会，寻找新的研究对象和至关重要的活力；注意到政治已经成了我们必须承担的命运；拒绝各种类型的抒情、怀旧、感伤并高度关注微观技术；对权力保持适度的距离以及时刻自我反省。
“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回忆常常只提供“小的碎片，特别小的碎片”，它可以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并试图赋予现在以及未来以意义。人都各有各的过去，各有各的回忆，只有内省、克制的回忆才能真正赋予现在及未来以意义，但也只是特别小的意义。根本上，现在和未来是什么不取决于当下长久的徘徊，而取决于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取决于为未来做了什么准备。当回忆九十年代到零零年代的时候，也应该问一问，有多少九十年代以来的作者接受了市场、政治、群众以及自我意志的考验？有多少作者是在为法律系统的期待以及写作者本人的阅读期待而写作？又有多少作者本身能够对法律系统的自创生保持足够的自省?又有多少作者准备好了接受下一代人的检验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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